編者按：8月20日至21日，習近平總書記率中央代表團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顒印Ｆ陂g，習近平總書記聽取了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工作匯報并發表重要講話，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推進西藏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的深邃思考，擘畫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西藏藍圖，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連日來，藏研中心專家學者、干部職工持續掀起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熱潮，撰寫理論文章暢談心得體會，現將部分文章陸續予以刊發。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秉h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今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率中央代表團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顒?，在聽取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工作匯報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宣傳教育。其中，“中華民族發展史”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新增為“五史”之一。加強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對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深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樹立中華民族整體史觀，自覺抵御錯誤思潮

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是開展“五史”宣傳教育的基本前提。2024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五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指出：“中華民族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必然”。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各民族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拔鍌€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創造性地發展和轉化了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民族理論，明確疆域、國家、歷史、文化與精神是中國建構現代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關鍵要素，精準闡述中華民族所具有的一系列共同特征。牢固樹立以“五個共同”為基礎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就是要深刻認識和理解各民族在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共同貢獻，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高質量發展。

只有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才能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脈絡，才能回答中華民族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歷史之問、時代之問，才能確立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為共同締造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而倍感自豪，才能真正理解中華民族“是中華大地上各類人群浸潤數千年中華文明，經歷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人們共同體”。

只有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才能自覺抵制錯誤史觀的干擾。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及其規律，西方民族理論是無法解釋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指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走過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西方很多人習慣于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

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就要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遵循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科學揭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

樹立整體史觀還要把握幾個關鍵的歷史傳統。一是大一統歷史傳統。二是向內凝聚的共生動力。三是以文化人的文化思維。這些內涵豐富的歷史智慧是中華民族歷史觀的重要內容，也不斷顯示中華文明是“合”的邏輯，由各民族交融成大中華。

二、我們需要一部怎樣的《中華民族發展史》

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看到，無論是中國通史研究還是斷代民族史研究，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之間彼此交往的歷史進程尚未能形成較為周全的知識體系。我們的歷史敘事主線還是中原王朝更替史，即使偶爾提到邊疆部落和少數民族政權，也主要是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敘事。所以，我們怎樣從敘事主線是朝代更替史中走出來，從“中華民族史”“中華民族共同體史”“中華民族發展史”這樣整體視角來探索中國歷史，是當前學界的主要工作。

自20世紀20年代至今，關于中華民族的著作或教材，學術界已經出版了數十本。早在20世紀上半葉便出版了關于中華民族史的著作多部。例如，常乃德《中華民族小史》（1928）、曹松葉《中華人民史》（1933）、郭維屏《中華民族發展史》（1936）、李廣平《中華民族發展史》（1941）、張旭光《中華民族發展史綱》（1942）、李震同《中華民族的來源》（1942）、馬精武《中華民族的形成》（1942）、俞劍華《中華民族史》（1944）、臧渤鯨《中華民族新論》（1945）等，其中尤以1940年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影響力最大。但以上這些成果受時代局限，留有時代特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歷史敘事進一步貼合時代特點，出版了幾部影響至今的中國通史和民族史，概有范文瀾、蔡美彪《中國通史》（20世紀五六十年代、1994）、翦伯贊《中國史綱要》（1962）、郭沫若《中國史稿》（1976）、翁獨健《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1990）、白壽彝《中國通史》（1999出齊）、王鐘翰《中國民族史》（1994）等極具代表性，盡管敘事風格不同，但都從通史、民族史的角度闡釋了中國歷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的認識。費孝通在上個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對中華民族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這是由中國學者自己創立的、旨在解決中國自身民族問題的理論。

進入21世紀后，學界逐漸突破王朝史觀，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史觀為導向，出版了幾部題名為“中華民族史”的專著探索。研究成果顯示，計有蕭君和主編的《中華民族史》（上下冊，2001）、田曉岫《中華民族發展史》（2001）、尤中《中華民族發展史》（3卷本，2007），徐杰舜主編《中華民族史記》（6卷本，2014）等，突破性地將56個民族作為有機整體進行考察，開創了從共同體角度解析中華民族發展規律的學術路徑。比如蕭君和主編的《中華民族史》從中華民族及其所處的地理環境、中華民族的起源、華夏族的形成和發展、漢族的鼎盛期、由漢族占統治地位的民族格局向中華民族的轉變、中華民族的解放斗爭等論述。這種研究視角為后續《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2023）等教材的編寫提供了理論基礎。近年來，一些探討“何以中國”的名家著作也為中華民族歷史觀提供了思想基礎。比如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許倬云的《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2015）、許宏《何以中國》（2016）、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2016）、王珂《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2020）等等。

2023年出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是第一部從整體性全面論述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專著，開創了中華民族發展史書寫范式。這本書區別于以政治史為主軸的傳統王朝斷代史與族別關系互動史，而是從中華民族整體視角出發，緊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現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共同性不斷增長，展現各民族融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其中第一講“中華民族共同體基礎理論”，重點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別是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第二講“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上承第一講民族理論，下啟交往交流交融史。從第三講起至第十五講，從史前講到新時代，以大量史實講清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每個歷史階段交往交流交融的演進脈絡與內容特征，批駁錯誤史觀，回應理論難點。最后全書闡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該書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專著和教材，在“五史”宣傳教育中可謂獨樹一幟。

三、“中華民族發展史”中的西藏：自古說與共創說的視角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脊艑W和語言學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華文化圈中，不僅擴展了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地理范圍，更豐富了其文化內涵。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共同開拓遼闊疆域，共同締造統一國家，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的過程中，西藏地方不僅始終沒有缺席，還作出了自己的偉大貢獻。西藏是中華民族發展史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動力。

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的各族人民共同開拓了祖國的西南邊疆。其突出的事例一是吐蕃王朝整合統一了西藏高原奠定了祖國的西南疆域。二是元朝開始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轄之下。近代以來，西藏和周邊省區各族人民積極抵御外來侵略，維護了中國西南地區的領土和邊防安全，讓“西藏獨立”的逆流徹底破產。西藏地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參與了中華民族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締造。尤其在1247年涼州會盟后，西藏被納入到中央治理之下，實現了元朝多民族國家的大一統。清初，五世達賴喇嘛進京，在清朝入關之后就受到中央政府冊封，標志著西藏地方對中央王朝的認可和歸附，為締造統一的清代多民族國家貢獻了地方力量。西藏各族人民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交往交流交融的歷程，形成經濟文化的“雙向”交流機制。如唐朝時期，除了藏漢之間的頻繁交往交流交融之外，吐蕃與其他兄弟民族之間也發生了密切的政治與經濟往來，唐蕃互動是這一時期突出的特點。元朝、清朝的大一統更是帶來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勢的安定，同時也更加密切了西藏和內地之間的人員雙向往來、經濟聯系和宗教文化交流。藏族文化與中原漢族文化及周邊兄弟少數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鑒、吸收從未間斷，并持續不斷地增強，極大地豐富了璀璨的中華民族文化寶庫。偉大的民族精神也在不斷培育。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進藏、涼州會談和八思巴與忽必烈晤談、六世班禪朝覲乾隆皇帝等，呈現出報效家國的奉獻精神和責任擔當的歷史畫卷。近代以后，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國難，抗日戰爭期間，在內地活動的九世班禪、西藏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等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組織各類抗日救亡團體；西藏邦達倉等康藏人士組建的康藏貿易公司“以商抗日”；更多西藏和其他地區的藏族僧俗民眾則以捐款捐物、祈禱誦經，乃至參軍參戰等方式支持抗戰。在全民抗戰、救亡圖存的過程中，深化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邊疆各族人民對祖國的認同，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

可以說，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西藏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證明了各民族共創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事實。

四、加強中華民族發展史宣傳教育的實踐路徑

（一）多語文史料是加強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的基礎。翻開中華民族發展演變幾千年的史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各群體之間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據潘光旦先生匯集的《中國民族史料匯編》一書，僅《史記》就查出76種族稱，在《左傳》《國語》《戰國策》《汲冢周書》《竹書紀年》中查出112種族稱，在《資治通鑒》中查出80種族稱。梳理和分析反映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變的史料，不僅要重視《二十四史》等漢文史料，還要關注對少數民族文字史料和歷史遺跡的研究比如藏文、蒙古文、滿文、回鶻文、察合臺文、托忒文、西夏文等留存的史料文獻和相關歷史遺跡（碑刻、墓葬等），真正做到學術文獻民族共同體。

（二）出版簡明易懂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宣傳教育讀本。在扎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上，打造一部高質量的、令人信服的從整體角度論述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宣傳教育讀本。從目前“五史”教育來看，有關新形勢下“中華民族發展史”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除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材外，應該組織各領域學者通力合作，撰寫適合學術和適合普通大眾的歷史著作，讓中華民族深入人心，增進共同性。

（三）加強西藏史研究，為中華民族發展史提供更多歷史素材。闡釋西藏地方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歷史地位等重大理論命題以及梳理“五個共同”在西藏歷史中的脈絡和現實啟示，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豐富的基礎成果。其中對元以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和對涉藏公文檔案的挖掘、利用，是當前西藏歷史研究關注的重點。以多語文史料為抓手，立足西藏地方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回答好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各民族共同開發的、西藏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貫穿西藏歷史發展始終等重大問題，助推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知識體系的形成。

（作者阿音娜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