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舉辦第20期金鬘學術講壇。本次活動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索羅寧教授作題為“西夏佛教架構與漢藏圓融”的學術講座。講壇由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阿音娜主持，魏文副研究員擔任與談人，各部門30余人參加。

20世紀初，黑水城西夏文獻的發現拉開了西夏學研究的帷幕。歷經國內外幾代學者的深耕，西夏學逐步構建起學科的框架。2025年7月，“西夏陵”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使這門國際性學科再次引起廣泛關注。此次講座的主要內容是圍繞西夏學中重要的研究方向——西夏佛教的內涵及其發展特點、學術意義展開論述。

從中國佛教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有一些歷史和宗義性質的佛教著作流傳至今，對漢傳佛教的發展脈絡進行過比較系統的歸納和敘說。相對而言，由于西夏沒有這類書籍流傳下來，所以對西夏佛教發展歷程的探索，主要是基于額濟納黑水城和其他一些西夏遺址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獻。近年來，學術界對它們進行語文學和佛教學方法的研究，從文本的解讀中抽離出歷史信息，從而建構起西夏佛教發展歷史的整體框架和面貌。

索羅寧教授在討論中特別指出，研究西夏佛教，不能單獨地去研究西夏的佛教，而是要從時代和地域的整體性視角去展開研究，應以周邊如遼、宋、金等地區平行時代佛教發展的角度去審視西夏佛教文獻的學術價值，這才是從事西夏佛教研究最為重要的意義。

其次，索羅寧教授重新審視了《天盛律令》中有關西夏漢番僧人必須掌握的佛教義理內容的范疇，認為其事實上是可以統攝西夏佛教整體架構的總體綱目。當時從西夏域外輸入的各種源流的佛教，無論藏傳佛教還是漢傳佛教，重點需要什么，翻譯什么，都從西夏自身的需要出發，并非是一味拿來主義囫圇吞棗，而是有目的和規劃的吸納和學習。一方面，漢傳佛教以華嚴信仰及其懺法修持為主，兼及圭峰宗密的南宗禪學（后期以金朝流行的云門、曹洞二宗為旨歸），以及唐密和法相宗等學說，所以說西夏的佛教事實上如實地反映了漢傳佛教在11至12世紀不同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藏傳佛教亦反映后弘初期西藏佛教發展的真實狀況，其架構為以阿底峽為代表的噶當教法，桑普寺內烏托，即羅丹喜饒為代表的系統佛學，以及當時不同噶舉體系的實修法門。

索羅寧教授認為，西夏佛教界在翻譯相關漢傳和藏傳佛法文本的時候，并非是機械地翻譯，而是有所取舍地嚴謹翻譯。如西夏人翻譯《入菩薩行論》，就不單單基于藏文本，也參考了印度佛教徒帶來的梵文本。同時，西夏佛學家在處理這些佛教文本的時候，亦采取漢傳佛教科判的方法對這些文本進行分析和闡釋。另如《入二諦論》亦在西夏存在豐富的注釋傳統，足見噶當義學在西夏的流行程度。從實修文本看，西夏藏傳實修文獻是較成體系的文本群，主體上以岡波巴大師的大手印為核心，其中，文本研究表明，一位叫雅礱斯巴的付法上師在西夏留下了為數眾多的相關文本，包括了那若六法和大手印實修的相關修習方法，部分也出現在了傳世文獻《大乘要道密集》中。同時，西夏文本中還存有喇嘛祥傳承的蔡巴噶舉大手印文本也值得注意。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在藏文文獻中尚未得見的噶舉大手印傳承體系，依然保存在西夏佛教文獻中，可以補充我們對于當時西夏佛教的認知。如《大印究竟要集》，就是西夏佛學家蘭山沙門德慧自己著述的一本關于大手印的佛學著作，其傳承自德慧游方安多地區學習到的大手印法。此著作留存眾多，有刻本、寫本，足見其重要地位和流行程度。而這一大手印法流布西夏的年代，其實要早于上述的岡波巴體系文本群。

總體來看，《天盛律令》的記載是統攝整個西夏佛教整體面貌的一個框架。在顯教方面，以《入二諦論》《入菩薩行論》等大乘佛學思想為基礎，融合了漢藏佛教兩重體系；實修方面則以大手印、六法等噶舉體系和曹洞禪等為主要內容。

在評議環節，魏文副研究員認為，索羅寧教授的報告在大量文本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將《天盛律令》規定漢番僧人所須念誦、掌握的經典與西夏佛教的整體架構聯系起來，這一點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開放互動環節，氣氛熱烈，西夏文文獻的重要價值得到與會學者的一致關注。索羅寧教授同與會學者就《天盛律令》的翻譯、黑水城西夏文獻中所見藏傳佛教流派、多語佛教文獻的對比研究等問題展開討論，講座持續近三小時。主持人總結指出，講座基于西夏佛教文獻的語文學研究，從漢藏圓融的視角，去探視這一時期佛教交流網絡。西夏是這一視角的出發點，遼、宋、金等也是參與者。這其實從宗教圓融的角度很好的回答了“理解中國”的重要問題。西夏學也將為講好中華民族發展史奉獻突出事例。

藏研中心歷史研究所近期著力推動多語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翻譯研究工作，作為具體舉措之一，本次金鬘講壇特邀西夏文專家索羅寧教授蒞臨講座，取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