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獻

（一）歷史文獻

本年度，相關學者繼續(xù)關注對珍貴史籍的解讀，對文獻的史學價值作了多方面的梳理。

藏文文獻的整理研究方面，2002年出土于西藏聶拉木縣的“菩日文獻”已經(jīng)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這批形成年代均在14世紀之前，其中部分形成于吐蕃時期的文獻，是繼“敦煌文獻”后在中國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久遠、藏量最多的藏文古籍文獻。本年度，由西藏大學藏文古籍研究所編《菩日文獻》（精選本）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相信未來基于這批文獻的研究必將得到進一步推進。

巴桑旺堆的《吐蕃歷史文獻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書收錄了作者研究吐蕃歷史文獻的部分重要成果。全書分四編：上編綜論部分包括吐蕃石刻文獻整體評述、藏文古寫本的研究方法探索和關于吐蕃史研究中幾個“定論”的質疑；第二編古文獻論考中為對于具體出土和石刻文獻以及考古材料的釋讀，并對相關吐蕃史進行分析；第三編和第四編是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殘卷解讀和古藏文《韋協(xié)》譯注。

衛(wèi)巴洛色所造《教法史》是一部成書于14世紀中葉的藏文史籍，內(nèi)容涉及吐蕃王統(tǒng)和吐蕃佛教史等。米瑪次仁的《一部鮮為人知的藏文歷史文獻：衛(wèi)巴洛色〈教法史〉》（《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對這部珍貴的史籍做了介紹，指出衛(wèi)巴洛色《教法史》的著作年代為藏歷第六饒迥鐵龍年即公元1340年，作者繼承了早期西藏史學的傳統(tǒng)，以“分段式”將全書劃分章節(jié)，同時，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安排結構，具有編年體史書的特點。具體敘述時以“人物”為中心，各章節(jié)薈萃了眾多歷史人物，并按年代先后順序進行敘述。從史學價值看，《教法史》記載的歷史內(nèi)容、搜集的資料和歷史分期法等，對我們研究吐蕃史、早期西藏佛教史和西藏史學史都有一定的幫助。同作者的《〈六世班禪洛桑班丹益西傳〉的史料價值》（《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對二世嘉木樣官卻晉美旺布撰于1786年的《六世班禪洛桑班丹益西傳》的史料價值進行了介紹，認為其中詳細記載的六世班禪進京之史實及乾隆皇帝與六世班禪之間的關系往來，為研究清朝與西藏地方關系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jù)。保存了較為完整的六世班禪在北京等地的活動，對研究藏傳佛教在中原地區(qū)的傳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他一些重要記載也為我們研究一些歷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線索。

《拔協(xié)》是藏族史學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史著，成書較早，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歷史上，由于輾轉傳抄，《拔協(xié)》形成了不同的寫本，各寫本不僅名稱不同，在內(nèi)容上也有較大差異。劉鳳強的《〈拔協(xié)〉版本及相關問題考述》（《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對《拔協(xié)》不同版本的內(nèi)容及價值進行了梳理，指出不同版本《拔協(xié)》書寫的過程，也是藏族史學不斷進步的過程，反映了從吐蕃到分裂時期藏族史學的發(fā)展歷程。

普布多吉、其美次仁的《藏文史籍〈亞桑宗派源流明鑒〉解析》（《西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對藏文史籍《亞桑宗派源流明鑒》作者、成書年代、主要內(nèi)容和史料價值等進行了介紹，指出這部珍貴史籍的作者芒噶藍是一名具有相當佛學素養(yǎng)的亞桑噶舉教法傳承人，成書于藏歷第八饒迥之木羊年即公元1475年。全書篇幅簡短，除開篇禮贊和跋文外，正文主要內(nèi)容包括五個部分，主要記述了藏族起源傳說、雅拉香波神山、亞桑曲吉門朗生平事跡、亞桑噶舉派創(chuàng)教歷程、亞桑寺歷任堪布、亞桑地方政教勢力的形成，以及亞桑千戶、萬戶和吐蕃王室后裔拉博巴金家族與亞桑地方勢力之間的關系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仁青卓瑪?shù)摹兜谖迨肋_賴喇嘛授予三世察罕諾們汗之鐵券文書考》（《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對第五世達賴喇嘛授予三世察罕諾們汗之鐵券文書進行了研究。文章在全文漢譯鐵券文書內(nèi)容的基礎上對其作了深入分析，發(fā)現(xiàn)該鐵券文書確是第巴·桑杰嘉措以五世達賴喇嘛的名義頒發(fā)給三世察罕諾們汗的，通過對鐵券文書資料的進一步解讀，可以較為詳細地了解察罕諾們汗的生平、部落形成，所受文書和名號及其歷史、宗教和政治背景，能夠發(fā)現(xiàn)察罕諾們汗傳記和相關歷史文獻中的諸多錯誤說法及異議等。同時，還能了解察罕諾們汗在青海蒙藏地區(qū)所擁有的特權及其在蒙藏首領中的名望和威信。

《后藏志》，亦譯作《娘地教法源流》，全稱為《年楚河上中下流域稀有善言·學者津梁》，由藏傳佛教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所著，大致成書于1621—1635年，主要記述了后藏地區(qū)藏傳佛教的歷史變遷。頓拉的《明代藏族史學名著〈后藏志〉思辨三則》（《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認為，這部史書的編纂目的，除了贊頌后藏佛教的興盛，更主要的在于宣揚藏巴汗的統(tǒng)治地位，對其統(tǒng)治前藏制造一種正統(tǒng)性。另外在編纂題材上，《后藏志》是一部融集教法源流、寺院布局、高僧傳記為一體的關于后藏地區(qū)的寺院志書，為清代西藏地區(qū)編撰寺院志提供了范例。

乃寧寺是西藏近現(xiàn)代史上一座較有影響的寺院，藏文文獻《乃寧寺志》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這座寺院的法統(tǒng)傳承、堪布世系、興佛建寺、弘揚佛教的功勛等內(nèi)容，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羊毛措的《〈后藏乃寧寺志〉及其價值研究》（《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在簡單介紹乃寧寺概況的基礎上，重點對這部珍貴文獻的內(nèi)容及史料價值作了探討，認為它不僅是一部乃寧寺志，而且還反映了整個后藏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經(jīng)濟等，對藏族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具有一定的意義。

青海廣惠寺第四世敏珠爾活佛降白曲吉丹增赤列所撰《世界廣說》，成書于1830年代，是藏族人以藏文撰寫的首部完整的世界地理著作，書中除了描述藏族人業(yè)已認知的藏地、漢地、蒙古以及印度、尼泊爾等地，更將歐洲、非洲和美洲等原本陌生的地理空間納入藏文明之視閾。魏毅的《孰為漢地（??????）：〈世界廣說〉（?????????????????）對于漢地的地理認知》（《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結合清代諸部藏文地理文獻，對其中涉及漢地部分內(nèi)容進行解讀，梳理清代蒙古族、藏族知識階層對于漢地的地理認知與觀念，認為《世界廣說》對于“漢地”存在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和宗教地理等三種層面的不同表述：文化地理意義上的漢地，即該書描述的“東至滿洲之地、西到阿瓦之地（緬甸）”的半月形地理空間；以北京為都城、以漢地為主體的清朝之政治疆域；與上述文化地理意義上的漢地重合且將“于闐”作為單獨地理單元予以表述的宗教意義上的漢地。